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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作家 || 王戈:雷达是本大书

西北作家 2019-06-16 02:57:09

雷达是本大书

文/王 戈

  

  31日晚8点14分,手机骤响,一看是雷达便幸喜,他来电话总在晚饭前后。“王伯,我是雷容,我爸下午……”接下来的话我不敢听,更不敢相信,我想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便赶到阳台上大嗓门问你爸怎么啦,怎么啦? 雷容哭泣说,下午起床上厕所,出来说不舒服,我妈扶在床上,呼急救车,还没到医院……

  

  厕所!又是该死的厕所!近来常有厕所夺命的报道,没想到万恶不赦的厕所竟将夺命的大刀抡到了当代文学巨匠、我的同乡、同学、挚友雷达老弟的头上!

  

  呜呼!58年的友情,就这么瞬间成了永诀!

  

  接完雷容的电话,接着又有一连串找我求证的电话,纷纷问是不是真的?没听说有什么病,怎么可能?我回答,他儿子刚说的,是真的;生命到了这年纪,什么可能都会发生。

  

  接下来,我还得将这一噩耗告知我俩共同的同学、朋友,西安的,兰州的,深圳的,上海的……彻夜无眠,无情的噩耗击碎了头脑的思维,彻夜无眠啊!哀哉!痛哉!岂一个“哀痛”概括得了?

  

  此前,3月1日元宵节前夕我去他家,带了点陕北的小米和甘南的蕨蔴。他顾及情面,不愿带吸氧机与客人谈话,我说咱俩就别管那么多了,身体最重要。他谈了治病的情况,抱怨每月6000多元的中药吃了不见效,因是外地的还报销不了,又改看北京的中医。他送我刚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黄河远上》,所选篇目之前我大都看过,带回来再读。还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雷达观潮》样书。他说散文还要接着写,下一篇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所写的内容特别是当年我们的老师该写谁怎么写征求我的看法,我俩作了仔细的推敲。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之长谈,约两小时,对一个病人已属不易,便婉言谢绝午饭招待而告辞。

  

  4天前3月26日下午5:04分他来电话,谈了6分55秒,在他呼吸困难后的电话交谈时间算最长。这次我主要说了再读《黄河远上》的感受,说成了我的床头书,每晚必读几段,就其生活的广度、内涵的深度、文章的气势的而言,我现在阅读范围有限,还没读过有如此精美的美文。他说这种评论博客上很多,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说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你说是在兰州写的,分析的很有说服力。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在兰州写的,怎么没写进去,他奇怪地问是嘛,我说是他儿子讲的。他说没看电视不知道,知道了也应该写进去。他写西北那组散文大都征求过我的意见,譬如《梦回祁连》那篇,我就纠正过他的几处记忆,他都照改了。

  

  接着谈身体,我劝说天气好了,你可以出去走走了,他说还是不行啊,缺氧!

  

  “缺氧!”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知道那些伟人们,学者们,作家们,留给他最好的朋友的临终遗言是什么话?而雷达留给我的竟是“缺氧!”

  

  “缺氧”除了是生理词汇外,是否还人生际遇、有人生哲理的含义啊?

  

  不管身份证上怎么记载的,我知道他的真实生月是1943年3月,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完完整整地走过了75年的生命历程!

  

  我与他相识、相交在1960年秋天,屈指算来已有半个多的世纪。那时他叫雷达学。我们一起度过了饥饿难忍的困难时期,一起在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创建“黄金时代”的兰州大学学习生活。我们有许多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一起去工厂农场参加劳动,一起到祁连山下投身“四清”运动,还合作创作过一部在大学生会演中得了奖的“花儿剧”。由于家近,他不常住宿舍,经常夹本文学名著来上课,也不往前排坐,下课夹起书本就走;我由于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常有收缴作业、通知辅导之类的琐事,与他交往也相应地多,也常去他家交流感兴趣的话题。常来常往便有了友情,同是渭河上游人,他天水新阳镇,我陇西马河镇,熟悉了,便不直呼其名而以出生地相称,他称我“马河镇的光面皮袄”,我称他“新阳镇的浆水搅团”,这种好友间的戏称持续了很久很久。上学期间,甘肃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洮河纪事》,我分享过他的喜悦。他很看重这篇处女作,入选于两本散文集。

  

  196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来北京,去过东城区据说是梅兰芳公馆他供职的编辑部。几个同学相约在天安门合影留念,记不清谁的主意都在席地而坐,照片上竟没有天安门城楼,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1970年代后期的一天,他从湖北来西安,住我筒子楼的单身宿舍,两人兴奋地交谈了一整夜,早晨才发现,满地的烟头,那时我俩都是头等烟民。临走他送我几个当时极为罕见的彩色胶卷,说他不喜欢搞摄影,回去要活动调文艺报。

  

  不久他如愿调进文艺报编辑部并在该报发表文学评论,记得第一篇评论不长,却用了好几个“似乎”,我写信为之祝贺,并玩笑说“以后该叫你似乎先生了。”此后多少年,他说每当用到这个词,就想起我的那句话。

  

  进入1980年代,我出差北京的机会增多,常去沙滩红楼见他,只要时间允许,还去东郊他家。其时我俩都已拖家带口,麦子店还是农村模样,他的家是自己辛苦打造的平房,非常简陋。一隔三间,做书房的一间堆满了文学期刊,足有半人高,史无前例的文学热使得文学期刊空前的繁荣,全国各地的期刊都送他,他就整夜整夜地埋头在那堆期刊里大浪淘沙,发现文学新人,遴选优秀作品,把脉新时期的文学走向,写出一篇篇文学评论。他的前几部著作都是在这简陋的书房里写就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某年某月某日“于京郊麦子店”。夫人杨秀清对我说,早晨一推门,满屋子的烟,呛得她不敢进去。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数次借调交通部,有时一住数月。其时他已搬家安定门外,距交通部招待所不远。每到双休日他必有电话,而且简短到只有一句:“晚上来家吃面条。”他知道招待所伙食差,便以吃面条为由替我改善生活。不过,这时抱怨批评我的话就来了。“你这家伙,来北京比去大差市还勤(指去陕西作协),不好好搞你的创作,胡跑啥呢?”我也无奈,回答我们是部直属单位,上级单位向下级单位要个人,谁敢不给?谁敢不来?你是京官儿,你懂的。

  

  我曾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奖,有人说全靠老同学雷达操作帮助,对此说我有口难辩,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辩解也无济,只好缄默。事实是,1983年评优秀短篇小说奖时,雷达尚是个初出茅庐的普通编辑,翅膀还没硬到能左右全国奖的程度;1992年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时他出差云南,在那里潜心研究云南文化,写出的《重读云南》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被选入上海市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必修)。颁奖大会临近结束时他匆匆回京,到京西宾馆坐后排听了我的发言,之后安排我们西北地区的获奖作者去拜访几位文学界的长辈。今天雷达与我们永别了,谁爱说就说去,我再不费舌了。

  

  一夜无眠后的早晨是4月1日,我要去华威北里48号楼他家吊唁,为雷达送最后一程。相约同去的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同学李保元,兰州大学王作人的女儿女婿。站定在客厅的灵堂前,痴望着他那憨憨的、稚气的、微微的笑脸,我们两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禁失声痛哭,我嚎啕着跌倒在地翻不起身,几个孩子吓坏了,扶我靠在沙发上,夫人杨秀清递来纸巾,坐身旁抹着泪陪我说话。她说的发病抢救过程与雷容电话里说的一样。她最了解我与雷达的感情,担心我挺不住,再三再四地劝我不要参加4日的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我们俩老人答应了她的规劝,但提出要去医院看看遗容。他们商议后同意送我们去,一再叮咛要控制情绪。路上几个年轻人还有意说了点高兴话调解情绪。

  

  一殡仪员打开铁匣子,拉出我们的雷达,他身着西装领带,双目双唇紧闭,面色红润,肌肉饱满,安详地趟着,像是在熟睡。我知道他平生不爱穿西装,殡仪员说名人应该穿正装;我问鞋,回答老北京布鞋;我问牙,回答没有假牙。

  

  顿时我陷入沉思,我们的雷达并没走,他还在我们身边,只是太累了,需要长长地睡一觉……

  

  或者,他的大脑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学,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或者,他还在埋头写《我的大学生活》,没发现我们到来……

  

  或者,他很快就有电话,约我们见面……

  

  “别愣着,三鞠躬吧。”殡仪员引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毫无疑问,雷达是当代中国无人替代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中国第一评”。这点赞之词不是我等说的,而是出自他的同僚某评论家之口。

  

  就我所知,他已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十七、八部,堪称“著作等身”;

  

  就我所知,他以学者身份出访过几十个国家,通晓世界文学的现状;

  

  就我所知,他是兰州大学百年校史上中文系培养的最优秀的人才;

  

  就我所知,他为兰州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已在西安交大、长安大学、西北师大、西北政法大学、中国公安大学等院校担当重任;

  

  就我所知,他是甘肃省评定的20名甘肃籍杰出人才之一;

  

  就我所知,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就我所知……

  

  我要肯定地说,雷达是本大书。

  

  这本大书不是指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虽有坎坷,但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壮。

  

  这本大书是他的头脑,他的睿智,他的奋进,他的思考,他的敏捷,他的治学,他的理论,他的著述,一句话,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这本大书我写不出来,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人写。

  

2018年4月2日急就


2017年9月,欣赏"黄河远上"封面设计


王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长安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主要获奖作品有:《树上的鸟儿》获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1991 199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江隆基》获2001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编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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