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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 | 我的13次搬家经历 | 王平华

上海纪实 2019-03-28 02:51:06

我今年60岁出头,记忆中,我一生搬了许多次家,而每次搬家都和国家的形势都有着关系,所以,我的命运也和整个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1953年农历8月初四,我出生在上海的广慈医院,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长寿路的358号-360号是我家,362号-364号是叔叔家,我们住在360号二楼的前楼和后楼,亭子间是厨房间和堆放杂物的地方,358号是房客刘华珍住的,楼上阁楼是“小白玉”一家住的,楼上的晒台是公用的,楼下的358号-364号是新大昌布店。

据父母亲告诉我,这房子是解放前夕,我祖父用30根金条买下来的,买回后才发现大房东早已把房子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是以五年前的房租合约价格,付大房东金圆券,而二房东向房客收取五年前房租价格的黄金,因二房东是大自鸣钟一带的流氓,大房东只能自认倒霉,他没有利益可得,故把房子卖了。祖父出钱买了房子,是跌入了一个陷坑,到解放时,我们家居然没有进去住过一个晚上。

大自鸣钟西(最左边)有老虎天窗的房子(七十年化)

解放后,父亲通过司法途径,打赢了官司,这才算住进了自己的房子。1957年,父亲被抓去劳动改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弟俩和一个小脚外婆生活,靠帮人家带二个孩子和帮新大昌布店缝衣裤来维持生活,同时亭子间借给里弄里做糊纸盒子的工埸间,每月能增加几元钱贴补生活。后来政治形势越来越紧绷,生活也越来越难,里弄居委相中我家的房子,1959年底,我们被迫搬出了生我、养我的老屋,那年我才六岁。

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到了古镇罗店金家宅的外婆家。1958年农村成立的人民公社,农村吃食堂,“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大炼钢铁,赶超英美”。这样的口号叫得震天响。 外婆家的房子被生产队当作食堂了,宅上金阿小因他当兵去了,家里没人住,空着,我们被生产队按排到金阿小家落脚了。

我初到农村时,对这里的一切都好奇,宅上的孩子对我这个从城里来的“上海小瘪三”也有点新奇,他们带我去看生产队猪棚里的猪,看牛,看羊,带我走小木桥、小石桥,到田埂边去拔毛针。

母亲带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到农村,加上她手巧,被按排到缝纫组工作,那时农村的民风还蛮纯的,虽然外婆家在宅上也是地主成份,但大家没有太强的”阶级斗争”的意识,还是维持原来的亲属关系,和谐地生活着。

后来食堂解散后,我们住回到了外婆的家里。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很快掀起了清“四不清”行动,前期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运动,这些运动把农村搞得人人自危,人的思想随之复杂起来。这时,父亲的劳动改造刑期已滿,上海市区的房子已经被房地局收用了,父亲无家可归,只得来随老婆来投靠岳母家。可是,那个年代,哪里肯收留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无奈,母亲只能又带着我们回到距离罗店镇十里路的祖籍王家楼。那时我12岁,读四年级。

最左边有老虎天窗的部份是我家(四十年代)

到了王家楼才发现,原来祖上的房子有一半,在土地改革时分给二家贫农了,我家算是上中农成份,所以名上还保留着三间半平房,其中有二间被生产队占用作为仓库。我们回老宅,生产队也不欢迎,虽然母亲求爷爷拜奶奶,好说歹说才算让我们入户,但一间房还是要让生产队当化肥仓库。

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户籍很重要,粮食、布、糖、香烟、火柴、等主要生活用品都要根据户口凭票供应。父亲是“四类分子”定粮每月只有28斤,但必须要接受监督劳动,干强劳力的活,而自因为他是“四类分子”,还没有自留田。当时我家吃饭本来就十分紧张,父亲回来后,吃饭更是个大问题。生产队按每家的定粮,分配”一熟”口粮,我家总是吃不到下季粮食成熟,只能到浏河等地方买点山芋,南瓜等副食品来充饥。可山芋这东西,根本不耐饥,半饥半饱便成了一种常态,有时半夜里饿醒了,只能干瞪着眼直到天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的读书生涯就此结束,小学毕业的我,14岁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好在我吃得起苦,经过几年的劳动,家里总算也积蓄了几百元钱,开始筹划翻建我三间半破烂的旧平房,买不起砖头,我到上海的工厂去弄煤渣,弄矿渣,自己做砖头。缺瓦片,用平时省下来的柴草到窑厂去换瓦片,缺横梁,用短钢筋接,再用水泥浇住水泥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72年,我请了几个同伴,完成了我三间半平房的落地翻建工程,当搬进铺上水泥地的新房时,心里有一种成就感,喜欢不尽。

谁知,”农业学大寨运动”再起高潮,王家楼也不例外,我住了十个月的新房,被规划中的北新塘“规划”掉了,只能落得一个被拆除的下场,我家无奈搬迁到北新塘的北面的农民新村。因是四类分子家属,我家原来的三间半平房,只能翻建一幢半楼房,折腾了半年才算完工。这次搬进新居时。我全然没有了上次的那种喜悦感。

好在时代总是进步的。“四人帮”粉碎了,国家许多政策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81年 7月,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1983年4月发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通过学习解读,我毫不犹豫地辞去了静安区住宅公司竹建队的工作。租借了罗店镇罗溪七队的猪棚,开办了宝山县第一家竹器加工场,营业执照为001号。也就是说,我成为宝山县第一个取得营业执照的个体户。

七队猪棚作工场间

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我把家搬到了工场间。尽管环境很差,老鼠、蛇和苍蝇蚊子不计其数,我却全然不顾。

这一年,我正好三十岁,应了三十而立的这句话,我有了自己的产业,有了第六次搬家。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经营,我的工场效益不错,单上交的税额,就占了罗店个体经济收税额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也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财政等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我企业的发展,无息贷款两万元人民帀给我发展企业,我得以在罗溪七队的土地上建造了四幢三层楼,当办公室和住宿,同时也造了500多平米的厂房。

当新大楼落成后,我从原来的工场间搬到了明亮的新大楼里,晚上睡在床上,望着头上雪白的天花板,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

1986年以后,个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所得税大幅提高,我也不得不顺应潮流而动,从30多人的生产性企业转向小型的贸易型企业。在县领导的支持下,我组织了7家个体户,建造了宝山县的第一家个体经营商场“大华商场”,每家二间门面,楼下经营,楼上住宿,这是我的第八次搬家。

大华商场外貌(1988年)

九十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又恢复和坚定了发展私营经济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修改了宪法章程,明确指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于是,我又使我萌生了发展事业的决心,1996年在罗南的远景村购买了8.5亩土地,投资了近千万元人民帀,建造了华方大酒店,

并且也把家搬到了酒店,这是我的第九次搬家。

建造中的华方竹器工场

华方竹器加工场

华方大酒店雄姿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我把华方大酒店转让后,改做其他行业,1999年经朋友推荐,在万荣路的永和路口购买了一套6楼复7楼的复式房子,住了四年,因没有电梯,2004年又置换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路易·凯旋宫。路易·凯旋宫是五幢高层建筑的小区,走进大堂,中央空调恒温,四季如春,走进居室,中央净水,中央热水24小时供应,站在阳台上,眺望前方,各式房屋建筑重重叠叠尽收眼底。小时候去南京路24层高国际饭店认为是很奢华的地方了,现住30楼的高层公寓房子,是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现在成了我的现实。这是我的第十一次搬场。

路易·凯旋宫

2009年由于转行后情况较好,我们在莘砖公路的漕河泾开发区松江科技城购买了近600平方的办公用房,把公司的经营业务全部转入了该地域。优雅的环境,社会化的生活服务,坚定了再做几年生意的决心。

漕河泾开发区松江科技城夜景(2017年)

生活条件好了,手头的经济宽余了,期望值随之提高了。2012年我在上海近邻的汾湖购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的别墅,

作为休息度假用房,这房子三面环河,河道直通淀山湖,湖水清澈,空气清爽。在河里放上几块地笼网,周末来度假,起一次网,那鱼、虾、蟹、螺丝是我一周的荤菜了。但住别墅,其花园需经常整理,该劳动是周末必须的体力活。当用割草机把整个花园的草坪割完时,闻着幽雅清香的青草味,坐在花园的千秋椅上,看着平整的园花草坪上一条条割草机割草留下的痕迹,那这喜悦感由然而生。

汾湖别墅外貌(2013年)

刚整修好的小花园(2013年)

一生已经有了十三次的搬场,建房,买房经历,这个经历不仅记录了我和我家生活一次次变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断发展的缩影。每每回顾这些变迁,我的心里就会生出许多感慨,伤感、更有喜悦。


王平华,1953年9月出生,自小喜欢文学,参加工作下海经商后,因业绩较为突出,被推荐为区政协常委,并任委组主任时,经常执笔撰写各项调研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从此养成了写作的爱好。有时消遣写些短文、杂文,会被报刋杂志登载。2014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平华写作的十四万字的小说《黄梅天》,得到了较好的评论,更激励了其写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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