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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任:我的根就在中国,至于枝叶在哪儿我不在乎 | 深港书评

晶报 2019-05-10 20:57:50

晶报记者 罗婉





久别重逢

                     刘 大 任


刘大任,出生于1939年,祖籍江西永新,9岁随父母赴台。1960年,他在《笔汇》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开始受到文坛注目。作家李陀曾说:“台湾的文学都有点小鼻子小眼,只有刘大任不一样。”然而,随着刘大任旅居美国,他的名字一度不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熟知。


在几十年的旅美漂泊中,刘大任一直心系的是大洋彼岸的“中国”,那里有绵延千百年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在《晚风细雨》的故事中,儿子带父亲回到老家探亲,终于见到了遗留在大陆失散多年的妹妹,亲人久别重逢,哭成一团。刘大任说,这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故事。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更不要说流落到异乡。而这么多年后,伴随着刘大任的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图像得以完整。


我们何其幸哉,在这个时代,与他相逢。


《深港书评》



自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刘大任的作品以来,刘大任的名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知。在此之前,这位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盛赞的作家还一度认为自己在祖国大陆的出版经历不太成功。就在去年于北京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刘大任还公开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小心愿:“希望有一天,我这一点‘可怜’的文学上的成绩,能够认祖归宗,回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公开接受检验。”


刘大任的愿望实现了,他的二十多部作品不仅接下来会有计划地在大陆陆续出版,还于最近在深圳举办了他有生以来的首个小说艺术学术研讨会。他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故人,终于“踏”上了他内心呼唤和渴望多年的“中国”。然而,谦逊如他亦称,“这样的出版机会,至少使我能有机会被人看到。至于是不是被看到以后就能承认我是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史中的一员,那还要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水准和资格,我只能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剩下的要等读者来评断。”


刘大任在深与深圳报业集团出版方畅谈


刘大任在深与读者“零距离”交流



《晚风细雨》

刘大任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


晶报:从去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您的长篇小说《当下四重奏》,到今年又相继出版《枯山水》《羊齿》《晚风细雨》,文学评论界给您作品的定义是“左翼现代主义文学”。在您的作品中,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包括王德威教授也曾赞誉您为“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对于这种界定,您是怎么看的?


刘大任:从我文学创作的萌芽开始,对我影响较大的就是所谓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另一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美国留学,在夏威夷大学的一个东方图书馆中接触到了大量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社会科学的藏书,以及相关的报纸杂志。但我们这一代人,是有一个历史断层的,即对过去“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不了解,这让我生发了强烈地追寻真相的念头。


所以当我接触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时,那种感时忧国的时代责任感,就不自觉地和现代主义的想法结合了起来。这两方面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讲倒是蛮自然的。比如说你如果只想做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那你永远也不可能对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了解得那么深入,这些东西也不会时刻反映在你的作品里面。因而对于这种称号和界定,我反倒觉得无所谓,写作中最基本的就是我要真的有这种感受才会去写它,在写的过程中我并不会拘泥于某一种主义,但是那些我受到影响的技巧和观念很自然地就会反映出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胎”(笑)。


晶报:您曾说过,“以前写小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私淑对象之一。现在写散文,还是跟周家脱不了关系,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了我另一个私淑对象。”他们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大任:鲁迅去世的时候才50多岁,如果就生活的起伏变化和人生的沧桑而言,我如今的经验比鲁迅生前要丰富得多。应该这么讲,虽然我认为在写小说的时候应该追寻鲁迅所走的路,但实际上做出来的大概和鲁迅还是不太一样。实际上除了鲁迅,我还读过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写《樊家铺》的安徽作家吴组缃,年轻的时候我读他的小说都蛮震憾的。茅盾的作品我也读过不少,我对他的《蚀》三部曲中的《动摇》印象尤为深刻,这些作品都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


晶报:除了从前的中国作家以外,您在《枯山水》的序中也谈到日俄作家,以及西方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等对您的影响,东西糅杂的元素比较多。


刘大任:对,日本作家中诸如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等,以及日本大正时代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如夏目漱石、志贺直哉等都对我有影响。像谷崎润一郎的《细雪》,我是读了中文版后再读的英文版,因为我日文不好,所以没有办法读日文,但是中英文我都看过两三遍。俄罗斯的文学对我也有影响,但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我反而比较喜欢屠格涅夫的风格,因为他的作品更阳光。美国的海明威,英国的乔伊斯等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对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可当这些冗杂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讲不出我是什么派别。但年纪越大,我的一个想法就越发强烈,就是想把中国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境界和技巧运用在现代小说的创作里,所以《枯山水》就是这个做法尝试的体现。


《枯山水》

 刘大任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7年


晶报:您刚刚提到您在小说中运用了唐诗宋词的笔法,而在您的文章叙事中也不乏有闲情逸致的书写,颇有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的感觉,散文和小说的界线在您的作品中并没有特别明显。


刘大任:没错,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像教科书一样,把散文与小说严格区分,就像诗与散文在一起也可以变成散文诗一样。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文字基本与散文接近。可以这么说,当我有创作的念头时,我在布局方面下的功夫不会太多。


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一般文学界提到乔伊斯就会提到他的“意识流”手法,但我这里要讲的是他比较不为人注意的另一个手法,学者称之为“epiphany”。从字源上讲,这个词来源于基督教里一个特殊的节日“主显节”,即表示上帝显灵的节日。这是什么意思呢?乔伊斯在写小说的时候,常常会安排让事实的真相在偶然间突然暴露出来。例如小说主角在街边无意听到别人聊天,本来这些内容与他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是因为主人公的生活正经历着某一个阶段,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突然一下子就把他人生的真相给揭露出来了,就是这么一种笔法。中国文化中其实也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与之相似,即来源于佛教禅宗的“顿悟”,在偶然间明白了事物的真谛,灵魂震荡。唐诗宋词里面常常也会利用这种顿悟来创造一个境界,所以我也尝试着在小说创作里面融入这种笔法,因而比较不重视情节的安排和布局。


晶报:延续我们刚才对古典诗歌的讨论,在《枯山水》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您不仅在笔法上运用了唐诗宋词的语境,文章的标题也带有一种诗意和意象,比如《无限好》《孤鸿影》《对镜》这样的篇章,是否您在取材上和立意上就有意而为之?


刘大任:从诗词中撷取的标题,本身就有一种暗示的力量在里边。比如看到“无限好”,大家就会想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句子。这个故事描写了一个悲惨的老人,晚年没有家人的照顾,总是喜欢一个人坐着看湖,做他的梦。小说很短,就一千多字,最后他发现原来自己是被家人锁在那边的,“无限好”恰好形成了一个反讽。再如《对镜》,对镜可以说是很多老年人的一个共同的习惯,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从前自己年轻的模样,这个题材也是写的老年生活,因此这个“对镜”就带有一种接近死亡的意味在里面。


晶报:从古诗词中获取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