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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胜历史上的两次县城搬迁

武胜热线网 2019-05-01 14: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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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镇为定远县治,置县历史402年。嘉陵江经境内由北向西南流过,长约25公里,三面环水,自然风景秀美,“古定远八景”中拥五景于境内;古城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颇多,有“九街十八巷”“九宫十八庙”之盛誉,文庙、万寿宫、传教士故宅、镜心亭等尚有遗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秀观音虽不复存在,其神奇之韵依然留在武胜人民的记忆中;松涛楼伫立,默默述说着中心的悠悠文脉;现代的桐子壕水电站,蓄水造景,成为嘉陵江畔一颗璀璨的明珠。


嘉陵江三面环绕着中心镇。    唐明 航拍


   武胜县,旧名定远县,民国三年(1914),因与安徽、陕西、云南等省属县同名,乃据元代曾置武胜军,更名武胜县。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置定远县开始,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在这过程中,县城前后两次搬迁。

 

    人们或许要问,县城搬迁是一县之大事,要建成一座城,不仅需要时间,更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何历史上却出现一迁再迁?对此,记者查阅诸多史料后,试着对之求解。

 

    今旧县乡地为何成为定远县初始之城?

 

    熟悉武胜县的人大多知道,武胜县更名前的定远县,其最初的县城在今武胜县旧县乡。但人们大多不解,今旧县乡境内的定远县故城遗址处,后面是高高的岩坡,前面是嘉陵江,岩坡与嘉陵江之间的空间相对较窄,岩坡根部距江水之间的垂直距离不足两百米,且之间呈层台式布局,条件如此苛刻的地理位置怎么会成为县城所在地呢?

 

    准确地说,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具体还得从宋末元初的宋蒙(元)战争说起。

 

    宋末元初,宋军与蒙古军(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后,蒙古军始称元军)在长江及嘉陵江沿线发生了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据《元史》记载,至元四年(1267)九月,蒙古军便宜都总帅汪良臣奏请忽必烈立寨于毋彰德山,以控扼驻守下游钓鱼城的宋军。

 

    获准后,汪良臣便率军数万,从原青居山驻地南下九十华里,到达毋彰德山(即今武胜县中心镇南山村南禅寺遗址所在山)。然而,他不仅是在毋彰德山筑城,而且是嘉陵江东西两岸同筑两城,江东为武群城,江西为毋彰德城(详见《中国通史·汪良臣传》)。

 

    对比《元史》《宋史》可知,“武群”与“毋彰德”均应是蒙古军根据原宋所属地名谐音而得。武群城附近有宋地女菁平,即“武群”与“女菁”谐音。蒙军呼“毋彰德”所对应的宋地地名不可考,但此山的山形隐约藏着答案:它如同一个张开五指的手掌——“毋”或是“五”的谐音,“彰”或是“掌”的谐音,“德”或是“丁”的谐音。

 

    汪良臣之所以夹嘉陵江东西两岸同筑两城,原因有四:

 

    第一,军队人数众多,毋彰德城根本容不下。

 

    第二,毋彰德山下为嘉陵江上的马滩和狭沟。狭沟今名桐子壕,据村民回忆,桐子壕电站建成前,每年嘉陵江枯水期,此处仅狭沟内有水,而狭沟的宽度仅为四五米。这样的条件非常利于两岸驻军的互相支援和联系。

 

    第三,古时为军事筑城,必在山上,因此所筑两城距江面都仍有不小的距离,为了及时探知和掌控江上船只的流动,必然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军队驻守在江边。而毋彰德山下的江边几无平地,倒是对岸的今定远县故城一带较为适合驻守一定量的军队。

 

    第四,同筑毋彰德和武群两城,还可达到既守水路又扼陆路的双重效果。

 

    根据《元史》记载,至元五年(1268)三月,改毋彰德山为定远城,改武群山为武胜军。因两城均为驻军,故后来又逐渐统一为一个名称:武胜军。

 

    随着南宋势力在四川地区的消退以及南宋的最终灭亡,武胜军的军事意义自然逐渐减弱,地方行政意义逐渐加强。尤其是南宋灭亡后,四川地区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和稳定,武胜军的军事意义便彻底丧失,原住在武群城和毋彰德城的居民为了生产生活的方便,逐渐移到城外也是自然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今旧县乡境内的定远县故城遗址一带便成了城内居民迁往的首选之地,故而逐渐形成了新城。

 

    《元史》记载,武胜军后更为定远州,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降为县,四川境内的定远县自此始名。若以1276年南宋都城沦陷、帝王投降作为南宋灭亡的标志,此时南宋灭亡已经过去11年了,时位于陡坡与嘉陵江之间的定远县县城应该已具雏形。

    为避岩崩水淹之患,初迁县城于庙坝

    坦白地说,今旧县乡境内定远县故城遗址的地理条件并不太适合作为县城之地,但元朝为蒙古人统治,弱化汉人的趋势明显,在治理方式上也极少借鉴和遵从汉人的习俗,故在县城选址上也不像汉人那样讲究风水。加之定远县城是历史形成的缘故,因此,尽管时定远县城不是宜居之城,但在元朝统治时期,定远县城搬迁之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

    时定远县城内的居民,因为地理条件的险恶,过得极不幸福,甚至是痛苦。清嘉庆版《定远县志》收录的《剑泉鄢公生祠记》一文作了详细记载:盖邑倚山为城,适当危嵝悬石之下,而嘉陵诸水则冲逼其前,天一暴雨迅霆,时时石从岩堕。至于夏秋之交,江涨溢则用圮,于是民日有岩墙之惧,岁苦筑城之役,而城复不可凭守。城中湫隘秽污,居者病之,四民因是失业。

    其大意是说,县城居于陡岩之下,凡遇暴雨雷霆,则常有石头从岩坡上坠落下来。而到了夏秋之交时,江水常常漫进城内,使很多建筑坍塌,以至于年年修城,却始终无法消除危患。而且,由于城内狭窄潮湿,卫生条件极差,城里很多居民常常生病,并因此而无法正常生活。

    面对这种境地,时城内的百姓都非常期盼迁城,但真正迎来迁城希望是明嘉靖年间。

    据《剑泉鄢公生祠记》介绍,嘉靖己酉年(1549),御史鄢剑泉(又名鄢懋卿)察蜀,当年冬,巡至定远县,县令胡濂便将县城的恶劣条件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一一告之。鄢听后,脸色沉重,当即上马在城内察巡了一遍,深感迁城的必要和紧迫。

    此前,城内官民对迁城之事早有议论,而一些风水先生也就新城位置卜地,他们最看好的就是庙坝,但却又迟迟定不下来。于是,胡濂便带着鄢剑泉前往庙坝察看,一同前往的还有其他县署官员和城内德高望重的贤达。站在庙坝上,鄢一看周边地形,甚是高兴,问:“对面那些拱随庙坝、树木蓊郁的山叫什么名字?”众人答曰:“天印、玉马诸峰是也。”又问:“前面这弯弯曲曲、仿若玉带围绕的水叫什么名字?”答曰:“嘉陵、盐溪诸水也。”鄢更喜,说道:“此处灵气会聚,是筑城的大好之地啊!他日,该县将人才辈出!”接着,鄢又指着庙坝这块地说:“这片土地极为干燥,可保城墙永固,而且此处远离水患。”他环视了周边后又说:“这里修庙学、修官署都很好!”众人皆喜,于是迁城之事当天就定下来了,而当晚鄢就拟好了迁城的奏书。

    第二年,奏书批下来了,时鄢已他任,代之的是喻公,喻对迁城之事也很是支持,将新城修筑之事全权交与胡濂把关。定远新城于嘉靖辛亥年(1551)十月正式动工新建,历时两年,于嘉靖癸丑年(1553)夏季完工。旧城居民从此摆脱了岩崩水淹之患,纷纷入新城安宅。

    对于迁城后百姓的喜悦心情,《剑泉鄢公生祠记》如此描绘:“于是民出险之区,一旦游通衢,履平土,即安宅。瞻庙貌之严华,睹邑庭之邃肃,户闻弦歌之声,家修燕贺之俗,始相与叹都邑之文物,其安且乐如此也。”

    地处边缘、交通不便,县城再迁沿口镇


人民会场依然气派。  本报记者 唐云峰 摄


    定远县城迁往庙坝后,庙坝从此开启了长达402年的县城历史。

 

    关于新城初成时的规模,嘉庆版《定远县志·城池志》载:“沿冈为石城,周回五百余丈,城门四:东曰宾旸,南曰来薰,西曰庆成,北曰拱拯。又于四门之傍各为小门。”

 

    历史上,定远新城经过了多次修葺。据嘉庆版《定远县志·城池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妖贼田统聚众攻城,知县陈善决定加固城事防御,便将四座小门封闭,增高城墙,城墙高度达到了一丈五尺,并拓宽了城围,周回六百六十六丈,原四门也依次更名为“文明”“武胜”“朝阳”“延景”。清康熙八年(1669),撤定远县并入合州,城墙倾塌颇多,到雍正六年(1728)又才重新恢复定远县,县治不变。乾隆年间,知县邱仰文等又请奏朝廷,对城墙进行修复,并加强防御工事,共设垛口四十六处、炮台四座、水硐门三道。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袁文涣再次率众修补城楼,将四城门依次更名为“东升”“南薰”“西成”“北辰”。

 

    嘉庆之后,定远城墙再次进行了修葺。现今保存完好的北城墙上,嵌有一碑,碑文显示,道光年间,城墙再次进行了修补,其中德清里的民众捐资修补了长四丈、高二丈的城墙。由此可知,每次城墙的修补都是举全县之力。据《武胜县志》(1994年版)记载,1949年,全城街道21条,房屋总建筑面积达到9.15万平方米。

 

    毫无疑问,在这段时间里,庙坝一直是定远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它距离周边的旧县、街子、真静、龙门、清平等场镇均大约15里,地理位置居中。到民国二年(1913),在此设城厢,民国十六年(1927)改置附城乡,民国二十八年(1939)撤乡建中心镇。其后,几经变更,“中心”这个名字一直未曾改变,反而是“庙坝”这一地名逐渐被人们遗忘。

 

    由于县城历经400年历史,城内建筑显得十分拥挤且破烂不堪,这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武胜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工作开展带来诸多不便。《武胜文存》辑录的《县治搬迁纪实》一文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机关人员逐渐增加,经研究决定,将武胜中学初中部从县政府旁边的文庙搬出,迁往西门外高中部,这样既方便学校教学和管理,又能腾出初中部校舍供县政府机关办公和人员居住。但随着各单位人员不断增加,仍很拥挤,便相继没收了一些大地主的城内房产,才又勉强解决问题。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老县城缺乏发展空间,已难适应时代的需求,县城官民逐渐有了迁城的念头。

 

    相比县城所在的中心镇,沿口镇的发展却极为迅速,不仅地处嘉陵江畔、同样拥有水运的便利,更主要的,于民国34年建成通车的岳(池)武(胜)公路从沿口经过,邻近的岳池等县运往重庆的农产品通过陆路运到沿口,再上船走水路到重庆,并从重庆购回工业和生活日用品,通过水路运到沿口后,再转陆路,这使沿口镇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贸十分活跃,逐渐成为了全县的经济中心。土改后,相继成立的粮食、土产等五个公司均因县城窄狭、市场凋敝也落户沿口。而县城所在地三面环江,一面靠山,不仅城区难以继续拓展,连岳武公路也只能修到县城的江对面,再通过渡船连接。再者,从地理位置上讲,沿口镇才是全县的中心地带,而县城所在地的中心镇则相对较偏。

 

    基于以上多个原因,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取得共识后,于1952年春向川北行政公署递交了将县城搬迁至沿口的报告。同年9月,川北行署将武胜、蓬安、仪陇三县申请迁县城的报告一并批复,同意武胜县城迁往沿口。

 

   1953623日,经过数月的前期准备后,武胜县城正式由中心镇迁往沿口镇。至此,中心镇作为县城的历史长达402年。

来源:川东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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