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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至上海市委书记,5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当官!

国学丛论 2019-06-20 0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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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口述/王时妹(王一平女儿) 整理/龚丹韵

来源:解放日报

第一次到王一平家的人,常常表示惊讶。“他们说我家布置得不像当官的家庭,更像知识分子的家。”王一平的女儿王时妹感慨。墙上挂着好几幅王一平的字。当过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的王一平,喜欢书画,练得一手好字,但是为人低调,留下来的作品不多,王家的子女们把它们当宝贝。


于是,关于王一平的往事和家事,就这样,在书香中徐徐讲起。



王一平(前排中间)和家人


人物简介

王一平1914年生,山东荣成东山镇八河孔家村人。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至1949年,历任山东军区第四师政委,鲁中军区前方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22军政委、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政治部主任。1952年起,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博物馆馆长,市委常委、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7年起先后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市长、市第五届政协主席。


2007年2月28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书信


小妹:

接到了你四月廿七日的来信,知道你的入党志愿书已在支部大会得到通过,我和你妈妈都十分高兴。这说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通过你自己较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初步具备了入党的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更值得欣慰的是,你在这样非常兴奋的时刻,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有一点“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很不够,“要做到真正地从思想上入党,这却是一生一世的事”,是“自己前进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要用更高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这是很对的,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学习精神和上进心是很好的。学习和要求上进的目的,是为着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为着个人目的或其他什么。学习贵在坚持,贵在应用,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现在基础上逐步提高,既要有积极向前的态度,又不能要求太多太高太急,不论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进步,一定要建立在踏踏实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是可靠的和过得硬的。当然,这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要狠下苦功夫,不是轻而易得的。


祝你不断进步和健康愉快。

王一平五月五日见到你孙伯伯、杨叔叔,代爸爸问他们好。


解读


这封信写于上世纪70年代。女儿王时妹说,自己16岁去部队当兵,彼时父亲王一平刚刚摘下“走资派”的帽子,还没有工作。女儿当兵,多少受一些影响,徐州68军把她分到洪泽湖的农场插秧做农活。“看到别人可以去医院当护士,我却只能插秧、开拖拉机,当时特别委屈,心想自己怎么当兵当成了这样。”王时妹说,于是她把满腹委屈写成了一封信,寄给父亲。


王一平很快就有了回信,丝毫没有帮助她走关系的意思,反而鼓励女儿,“到哪里都一样,对你都是一种锻炼”。并且嘱咐她在洪泽湖的农场好好干活。王时妹接受了父亲的鼓励,从此安心在军农场工作,直到她入党。高兴之余,她又给父亲写信。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封家书。王一平在信中叮嘱女儿,继续戒骄戒躁,尤其入党这件事,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要真正为人民服务。


“父亲太了解我了。”王时妹说,“我当时入党是有点小心思,想着入党后让父亲高兴高兴。但是父亲想的却是大道理。”


家训

踏踏实实做人;以身作则,耳闻目染。


把妈妈的名字从提干名单上划掉


父亲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任26军政委。当时26军是解放上海的主力军。宝山纪念馆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大概是1952年左右,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点将,希望父亲到上海市委工作。


时任八兵团司令员的王建安给陈毅打电话说,希望父亲仍然能留在部队。陈毅电话里就一句话:“这是命令。”父亲起初担心自己没地方工作经验,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从此,他脱下军装,留在了上海。此后,父亲的后半生,都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对家人的严格一直是出名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先说我母亲。母亲是1938年加入八路军的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已经是一名军级干部。1947年,我妈妈怀孕,怀的还是双胞胎,行军特别辛苦。但即使如此,父亲都没让妈妈骑过一次马,马都是让给伤病员骑的。


“文革”前,妈妈是一名园林局的处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市里正在筹备组建纪委,想调我妈妈去纪委工作。然而没想到,事情报到父亲那儿,他立即把妈妈的名字划掉,不准她去。妈妈问为什么,父亲说:“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妈妈非常生气地说:“如果你当第一书记,是否我就不要在上海工作了?”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妈妈还是回园林局了。上世纪70年代末,按她的资历和能力,也该提拔。园林局想让我妈妈担任党委副书记。父亲知道后,再一次把妈妈的名字删掉。当时,园林局党委书记回去就对家人抱怨:“一平太过分了。”


所以,我妈妈直到离休前,作为老革命,也还是正处级。


“小孩子有什么资格坐车”


父亲廉洁自律,从不搞特殊化。小时候,康办小礼堂周末放电影,从我们家到康办要两站路,全家都是靠走。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也是自己走回家。那时我不到10岁,边走边打瞌睡。父亲有时和我们一起走,有时自己坐车回去,但从不顺便捎带我们。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平时比较得宠,但是碰到父亲的底线,他照样不留情面。小时候,我有一次上学眼看就要迟到,父亲坐车的路线和学校方向一致,母亲就提出让父亲顺便捎上我。父亲生气地说:“小孩子坐什么车,她有什么资格坐车。”


我们家早先住的房子,二楼和三楼,本来是给我们一家人住,水电费都在一块儿算。然而父亲觉得,房子太大,就表示,楼上一层让给其他干部住。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加保姆全家一共8人,住一层楼面仍然比较拥挤。我两位哥哥没地方睡觉,从小就睡在没有窗户的保姆房里。


粉碎“四人帮”后,组织安排给父亲住的房子大了。父亲一看,就把招待处的人找来,提出房租翻倍交。原来的房子房租是25元,他主动要求交48元。招待处的人一听,苦口婆心劝父亲,不要多交房租。但是父亲表示一定要交,招待处拗不过他。当时父亲的工资约300元,房租相当于工资的八分之一。


我妈妈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只要是父亲想做的事,她都全力支持。而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喜欢收藏字画,月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字画。这个爱好很多人都知道。按理说,他是拿自己的工资去买,那些字画当时也不贵,然而有人开会时就点名批评说,现在有些市委常委,老喜欢跑文物商店。“文革”时,父亲也因为这个爱好而挨批。我们一家8人,就靠我妈妈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妈妈月工资140元,去掉给保姆的25元等,剩下的才是给全家用的。家里节衣缩食,生活简朴。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外出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次去南京开会,他什么人都不带,单枪匹马地去了。到了会场上,其他老同志都有警卫员陪着,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主办方不放心,主动说:“王老,要不要安排一个人照顾您一下?”父亲当场拒绝。


离休后,按照待遇,本来要给父亲安排一位秘书,但父亲拒绝了。他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现在工作不多,再配一个秘书跟着我,就是浪费,也影响秘书的个人发展和前途。”此外,按照待遇,父亲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差旅费可以报销,但是他从来不报。每次工作人员主动提醒说,有什么费用可以来报销了,父亲都会回一句:“没什么可报的。”


生怕家人沾他一点光


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不仅管教严厉,而且一辈子都“严防死守”,生怕我们会沾他一丁点光。他不仅“阻拦”妈妈的升迁,也多次影响我们的人生选择。


比如我大哥,是名共产党员,退伍后,他在上海工厂当工人,一直表现优秀。厂里让大哥参加干部培训班,大哥太老实了,把这件事原封不动告诉给了父亲。父亲一听,一下子表情严肃,找大哥谈话。意思是,大哥不能走仕途,所以这个培训班不能上。大哥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没有去这个培训班。直到退休,我大哥都是一名普通职工。


我二姐当兵,她原籍上海,二姐夫原籍北京,双方都是大城市,按照政策规定,二姐从部队转业,可以回上海。于是,二姐高高兴兴回上海办手续,没想到父亲又知道了。当时父亲已是市委领导,他找二姐谈话,明确表示,家里已经有4个孩子在上海,二姐还是不要回来为好,即使她想回来,自己也不会允许。父亲亲自堵住二姐回沪的路,二姐只好继续留在南京。至今,二姐一家还在南京生活。


我哥哥的女儿,是我家唯一的孙女,从小被我父亲抱在怀里长大,最为宠爱。孙女的读书成绩不算太好,但她后来努力,考上了南模中学。父亲又怀疑起来,觉得孙女的成绩应该上不了南模。他亲自跑去教育局,要求彻底查清这件事。对方一查,告诉父亲,还真不是靠他的关系,就是正常途径进南模的。


可以说,父亲一辈子,最怕家里人利用他的影响,沾他的光。有人对我感慨,改革开放初期,人脉很重要,如果别人家有这样一位父亲,子女成就一番事业很容易。但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一没有人从政,二没有人经商。包括配偶都没有一个经商当官的。我们不仅没沾父亲的光,还常常因此受到“伤害”。但我们对此毫无怨言。现在,我们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更加理解这是父亲的爱护,更加懂得平平淡淡才是真。


珍宝捐赠坚持“三不要”


父亲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对艺术品收藏情有独钟。几十年来,父亲的工资除了用于家庭开销,几乎全部用于艺术品收藏。上世纪50年代,在街上,齐白石一张画2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所以父亲的收藏非常有价值。但是我小的时候母亲就说,父亲将来会把这些收藏都捐掉。


上世纪60年代初,他看中明代花鸟画家林良的纸本精品,要900元。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家里钱不够,父亲就拿出几年前购买的吴昌硕“秋菊”图去变卖。对方告诉他,这幅画如今涨价了,收购价格远高于当初买的价格。但是父亲坚持说,当时什么价,现在还算什么价。


父亲不仅收藏字画,文房四宝有时也会买。他有一块宋坑小方壶石,上面有历代名人收藏时的刻字,平时一直放在客厅。一位美籍华人得知父亲是石头的主人,特意到我家,提出花5万美元买下。父亲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盯着他看。对方以为父亲是嫌钱少,说:“没有人会比我出得更高。”父亲回应道:“你出再多的钱我都不卖。”


第二天,父亲拿起电话就打给上海博物馆,让博物馆赶紧派人来,把小方壶石拿去。博物馆的人说:“王老您自己留着吧”。父亲反而更生气了:“我让司机现在就给你们送去。”


父亲收藏的宝贝很多,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结交了很多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黄胄等,都是他的好友。“文革”期间,画家很闲,请他们吃饭,他们会画画以表感激。我妈妈包饺子特别好吃,经常请画家们吃饺子。他们知道父亲懂画,都画得特别认真。现在回头看,父亲收藏的这一部分画,可谓是“精品”。


晚年,父亲有一次生小病住院,大概想得比较多,出院后立即把上海博物馆的负责同志找来,说家里这些古画你们都拿走,珍宝赶紧捐给国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对我们说,古代艺术品一定要捐给国家,但是朋友送他的现当代画,可以留给我们作纪念。我们听了很高兴,每人挑了一幅作品。我最喜欢黄胄的《南海养鸡场图》,然而我当时不在上海,就把画留在家里,托姐姐保管。没想到这一留,画又没了。


据姐姐说,有一天,博物馆的几位老先生来看望父亲,他们和父亲太熟了,抬头一看,随口就说:“王老啊,你墙上的现代画真好。你准备以后怎么处理?”父亲连讲一句“这些画可能留给子女作纪念”都不好意思,只说将来送朋友。对方就表示:“送朋友还不如给我们博物馆呢。”这下父亲惊讶了,他本以为博物馆不要现代画。对方说:“我们现在也收藏现代画。博物馆搬家了,空间很大。就是现代画价格涨得厉害,我们没钱买。”父亲一听,立即把家里的现代画都捐给博物馆,其中包括那幅许诺给我的“养鸡场图”。我二哥当时就在旁边,有意提醒说:“这幅是小妹最喜欢的”,父亲就像没听见似的。当姐姐在电话里把情景转述给我时,我痛哭流涕,好几天没睡好觉。


父亲还与博物馆约法三章:不要宣传、不要捐赠仪式、不要证书。有一次,哥哥看到博物馆展出父亲收藏的林良花鸟作品,下面署名正是“无名氏捐”。


“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官”


父亲个性耿直,对官位看得很淡,他敢于坚持原则讲真话,不考虑个人得失。有时还说:“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官。”谁都不敢在我父亲面前谈钱,一谈钱,他就板脸。他真正做到了把一生献给国家。拿那句老话说,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55年,他任市委组织部长时,原上海宣传部部长彭柏山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父亲是彭柏山专案组负责人,但是看了证据后,父亲认为他不是反党分子,就与专案组据理力争,坚持说不。之后,父亲毅然辞去组织部长职务,去上海博物馆当馆长。2007年,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在报纸上写文纪念我父亲,题目就是《骄傲的灵魂——怀念王一平叔叔》。


1957年,上海博物馆因为是知识分子聚集地,被认为是“牛鬼蛇神”扎堆的地方。父亲再次挺身而出,对文化局领导说:“我已作过全面调查,博物馆没有一个‘右派’。”一个“右派”都没揪出来,这在当时的全国文化系统里大概也很少见。


2008年12月10日,父母亲的骨灰在青浦福寿园入葬。仪式简朴,墓碑背面是陈毅元帅的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父亲的穴盖上,刻着彭冲叔叔亲撰的挽联:“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


这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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